第四种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适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有关纪律处分的规定。
因此，宪法上生命权条款需要透过刑事法才能具体实施。只有把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惟一结合适用，才能真正体现无罪推定[6]。
[2]陈瑞华：辩护权制约裁判权的三种模式，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6]陈光中、张佳华、肖沛权：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和当事人权利救济制度[19]。3.生命权的刑事法意涵 第一，死刑的限制适用。这些强制性、明确性的规定体现了刑事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更加有利于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护，将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为诉讼程序上可以适用的规则。
刑法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禁止在司法审判活动中使用违反联邦法律获取的证据。它是最高统帅权在战术、军事方面的自然延伸。
在性质上包括两种类型：（1）作为它的咨询机关，即不能够进行实质决策，只能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决策建议。（3）彻底分离的模式，即最高统帅的职权仅仅限于战略层面，不论是在平时战时都不摄入具体的军事指挥，最典型的是法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同时，部分国家对军事组织问题进行了立法保留。议员经由选举产生、在法律上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和意志，该原则能在形式上保障武力的组织、运用过程与公共利益相一致。
在制度层面，这可以归纳为议会中心主义、文官治军和过程性控制三项原则。鉴于军事权力的特殊性，它的配置、行使并非局限于法律层面，更是一个复杂的宪法问题。
政治的首要含义在于通过敌-友的区分来辨识自身的存在意义。[35]如果说国家元首拥有文职政府首脑、最高军事统帅的双重身份，那么文官治军强调的是：必须基于前一种身份来获得后者，而不是相反。第三，军事法律秩序的创制功能。过程性控制对决策、行动主体适格性的强调，与尊重它们的自主性和裁量权限密不可分。
……三、联邦军队的指挥权由联邦主管部长行使。为此，唯有武力启动的概念才能将军事运用的各类情况囊括进来，防止决定战争、宣战媾和等宪法条文的空洞化。[7][意]萨托利：《宪政疏义》，载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版，第104页。[61]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秋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9页。
因此宪法对此类情形的性质、情形、程序进行了严格限制：（1）明确禁止对内运用武力。作为一种工具性、手段性的权力，它是基于暴力对抗、军事组织之特殊性来界定的。
因为文官首长的选举是定期举行的，向代议机关定期汇报工作、接受监督和质询，甚至还会受到代议机关罢免。其次，强调控制手段的间接性，尊重不同主体的裁量权限。
注释: [1]辞书将军事界定为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项的统称。第三，国防建设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与行政性。[58] 由此，洛克化解了霍布斯遗留的理论难题，从三个维度为军事权的宪法基础、规范制约提供了理论补充： 首先，他消解了兵役义务中个体生存、集体生存之间的矛盾。[25]由议会最终决策是防止军方扩充自身实力、杜绝军事利益挤占民权的最好方式。[52]相反，他将战争状态界定为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它来源于人和人之间确定的、沉着的恶意企图。然而，军事的运行是以牺牲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为代价的，立宪运动是从限定军事义务的范围、履行方式开始的。
但是，相对于政治体的存在性判断这只是政治决断的结果，属于宣告谁是敌人的具体规则问题。例如，在古罗马历史上由禁卫军集团对人民实施奴役统治的军人专制政体（又称为禁卫军主义，Praetorianism），以及军人只服从于少数独裁者的利益、被作为政治压迫工具的专制主义政体（Caesarism）。
稍微复杂的规定也不过是陈述最高统帅在维护国家安全、实施紧急状态过程中的领导职能，如《乌克兰宪法》第106条。比照他此前对自然状态缺陷的论述可知，在无法缔结社会契约、缺乏共同权威的国际社会，这种自发性的执行力量是绝对必要的，既然没有其他的裁判者，各人自己就是裁判者和执行人。
此外，宪法第130条规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有权（1）就军队的指挥作出决定。[45]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为程序控制的经常性提供了范例，频繁的汇报交涉、紧凑的时限设置使总统必须考虑每个军事行动造成的宪法影响。
4、对国防建设权的规范 第一，兵役义务的法律保留。对立宪主义而言，霍布斯的理论仍然存在三个难点：（1）兵役义务何以可能？如果说自我保存的欲望是缔结社会契约、达致政治状态的最大阻碍和最强推动力，[50]那么军事权中则蕴含着个体生存、集体生存之间的极端冲突。由于组织军队、开展暴力对抗会给公民带来沉重的义务负担，而军事组织的极端压迫性也很容易对内部政治运行形成冲击，因此立宪主义的发端与军事权的规范密不可分。例如《奥地利联邦宪法》第7条、《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52条等。
[42]参见胡锦光、胡大路：《军事司法的建构基础与类型化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使军职成为一个特殊的身份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
这要求个体基于对战争问题的理性反思，选择将形同野兽的侵略者、野心家从人类文明秩序中清除出去，哪怕牺牲个人安危。[42]过程性控制更强调法律的程序价值，程序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存在着左右当事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为态度的契机,并且保留着客观评价决定过程的可能性。
[47]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本性就是自我保存，对生存的渴望才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如《黑山共和国宪法》第82条、《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97条等。
第五，区分武力运用的内外场合。如《奥地利联邦宪法》第79条。国防建设权是典型的中央事权，在执行机关、法律责任方面与一般行政无异。这决定了暴力手段、暴力组织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人并非被自然所决定，但也并非全部被理性和道德反思所决定。分别参见曾志平：《论军事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在动员令既下，或戒严令已颁，尤必须使之独立于一般庶政之外，集中一切力量于统一领导，而不受其他障碍所牵制，或政潮的干扰。[10]除了职权表述的不同，最大的理论争议在于是否存在对战争进行宏观指导、统筹各类军事事务的最高统帅权？它与组织指挥军队的权力如何区分？基于法律关系的不同、军事活动的特点，本文将军事职权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1、武力启动权，即决定是否诉诸军事手段以达成政治目标的权力。
四职权说是指在威胁面前国家对行使、放弃自卫权进行决定的战争决定权，由元首对战争敌对状态进行象征性宣示的宣战权，在国家内部整体性、全局性地实施战争决策的战争指挥权，以及由行政机关、武装力量分别对战争决策进行操作实施的军政、军令权。宪法上军事权的范畴问题很大程度反映为这些职权的类型划分、配合制约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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